新冠危机或影响50%的美国太阳能行业，从业者25万名

3）降低国企中的国有股份比重，从70％左右的持股比例降低至30％左右，并把减持的股份用于补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改革与发展并进解决矛盾《21世纪》：深化改革可以解决目前的所有问题么？樊纲：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不仅仅是改革的问题，也是发展的问题。我提倡的是先把重点放在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民营银行上，特别是地方中小民营银行，就像各种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首先发展地方民营中小企业一样，等它们发展起来了，才有能力参与到国有大银行、大企业的改制中去。

经过多年实践和理论的探索，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其实都进行了许多修正，用一系列的公共物品和政府政策（制度和政策本身也是一种公共物品），来校正市场的问题，所谓的混和经济，都是这一类，这是人类进步的体现。唱高调的解决办法无非是要政府搞补贴，但是他就是不回答补贴资金的来源问题——是不是以为那是政府印票子印出来的？有人说农民工的工资需要提高，这个我同意，农民工现在是受到很多盘剥，比如拖欠工资、侵权的问题，确实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制度的改革加以改善。中国不仅仅是体制转轨国家，还是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很多方面还比较落后，我们的很多问题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本身来解决，比如收入差距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大企业，包括银行的改革等。《21世纪》：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利益格局调整的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层次和利益集团的存在。

打破旧制度可以是一夜的事情，但是建立新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他国家进行了那么多年的社会福利改革才走到今天，还有一大堆的问题，也在开展改革，我们现在就要求建立政府全包的社会福利制度，这是不现实的。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昨日举行的宜信财富论坛上表示，与今年第二季度相比，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形势将更加艰难，而中国经济的最大考验将在2014年上半年出现。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陈志武表示，如果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的话，到那个时候可能政府又会挺不住了，又会重新强化过去的靠铁公基、靠强化投资刺激增长。陈志武认为，克强经济学执行越严格，执行的时间越持久，对中国GDP下行的压力就会越大，具体的影响会在明年显现。来源:上海商报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陈志武表示，要减轻经济增长压力，首要任务是放开金融管制。

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相对于国外还算欣欣向荣，但不可否认的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挑战。陈志武对目前的中国经济现状表示担忧。

市场原本并不缺钱，但这些信贷所投向的基础设施项目回笼周期都相当长，所以会很长时间影响到银行的流动性，预计‘钱荒还会再爆发。陈志武指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看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有其他方面的投资相对于去年同期，第二季度相对去年六月、五月来看的话，从去年到今年同比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还是在22%左右，所以我们看到的今年第一季度的7.7%、第二季度的7.5%，也许第三季度7.2%或7.3%，实际上这些也还是跟原来一样的，也是主要靠基础设施硬撑出来的。因为GDP的增长速度和社会消费者的信心、企业家的信心都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达到一个新的低谷，到那个时候，就看到底是以往的老的办法继续支持增长，还是继续往前，重视增长的质量，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追求增长的数量。实际上，我们目前看到的第二季度的7.5%的速度如果是真的话，那么这个7.5%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还是按照老办法做出来的

这种做法将遭到从强大的国有部门获益匪浅的政治精英的强烈反对，但我看不出中国还有多少别的选择。要让中国经济成功实现再平衡、在保持社会安定的情况下转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真正重要的增长率——正如多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的——是家庭收入中值的增长率。从以往经历看，中国即使在最繁荣的时期（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增长都比现在迅猛得多），也达不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消费占比偏低主要是政策的产物，这些政策系统化地将资源从家庭部门转移到别处，以补贴快速增长。

只有让债务持续飙升，才能使家庭收入增长得足够快，进而一方面保持较高的GDP增长，另一方面实现经济再平衡，当然，这种做法最终是会引发自我毁灭的。如果家庭收入能够每年增长6%至7%，10至12年后收入将翻倍，这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的目标相符。

这就是为什么GDP增幅必须进一步下降。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收入。

与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中国老百姓并不关心自己的那一份GDP。要确保社会稳定，实际可支配收入应当继续以这个增速或接近该水平的增速增长。就社会稳定而言，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继续以他们习以为常的速度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中国调整其经济结构的方式能够使其控制信贷泡沫。的确，不这么做的话，再平衡这道算术题是谁也解不开的。尽管多数分析师相信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放缓肯定会引发社会不安定，但他们也许正在关注错误的数字。在中国乃至全球形势都低迷很多的当下，要让中国实现这么高的消费增长，是近乎不可能的。

中国的这个比重在50%上下，在世界上属于有史以来最低的。这种做法压低了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原则上，中国可通过大幅提高劳动者工资和大幅上调银行存款利率来做到这一点。但是，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增长达到6%至7%意味着，如果中国要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GDP就必须仅仅增长3%至4%。

不提高家庭收入，就不存在提高家庭消费的可持续方式。目前家庭消费占GDP的35%，这一比例之低令人震惊，它仅略高于全球平均值的一半。

降低投资和GDP增长，几乎肯定将给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带来压力，除非通过从国有部门向家庭部门的显著资源转移来加以抵消。因此，6%或7%的GDP年均增幅意味着，中国必须在10年期间达到近10%至11%的年均消费增幅，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再平衡。此外，如果中国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能使经济摆脱对信贷的依赖，那将是一项不寻常的成就——尽管这难免意味着，GDP要以远低于我们所习惯的增速增长。换句话说，中国的GDP不需要每年增长7%或者6%才能保持社会稳定。

但由于低工资和廉价资本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内容，通过大幅提高工资和存款利率来实现经济再平衡，将导致增长崩溃。未来几年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速将放缓至远低于目前所预期的6%至7%的水平。

那是一个应当摒弃的神话。若要策动一场再平衡、使消费的占比在未来10年提高至50%（那仍将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占比最低的大型经济体），年度消费增幅就必须比GDP增幅高出近4个百分点。

即便在北京方面宣布最新的微刺激之际，人们也应当搞清楚一点：中国经济增长距离触底还很远。简单的逻辑显示，中国若想一方面推动经济再平衡、减少对出口以及由债务助推的投资的过度依赖（这种过度依赖是危险的），另一方面保持当前的GDP增速，是近乎不可能的。

想一想再平衡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吧。最近几十年来，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7%。但在连续多年实现高于10%的GDP年度增幅之后，若GDP增幅跌破6%至7%的水平，似乎会与中国老百姓日益高涨的期待发生冲突。进入专题： 经济放缓 。

这个低得多的GDP增幅至少意味着投资增长要近乎为零。较慢的增长会引发社会不安定甚至政治风波吗？不一定

最近几十年来，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7%。中国的这个比重在50%上下，在世界上属于有史以来最低的。

降低投资和GDP增长，几乎肯定将给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带来压力，除非通过从国有部门向家庭部门的显著资源转移来加以抵消。若要策动一场再平衡、使消费的占比在未来10年提高至50%（那仍将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占比最低的大型经济体），年度消费增幅就必须比GDP增幅高出近4个百分点。